朝议测囚时刻的法律启示

朝议测囚时刻的法律启示

朱会良

（一）

    南北朝时期，梁朝创立了讯囚的“测囚之法”，陈朝沿用此法。按照梁朝旧律，对囚犯审问的办法是，每天上刑一次，“起自晡鼓，尽于二更”。即开始于下午三时到五时，结束于夜里九时到十一时。

    据《陈书·沈洙传》记载，等到陈朝比部郎范泉修改律令时，认为该项法律审问囚犯的时间太长，不是平常人所能忍受的，所以审案的时候，应该规定一定的时间，到第二天再审理。

    廷尉认为范泉制定的新制太轻，请求召集八座丞郎及祭酒孔奂、行事沈洙五舍人会于尚书省详加议定。当时高宗陈顼（即后来的陈宣帝）为录尚书，集聚众人议之。

    都官尚书周弘正说：“不知狱中所要审问的人，有几个人招供？几个人不招供？必须事前责令取得人名及数量连同其罪名，然后再集议。”

    廷尉监沈仲由则陈述说，根据统计，另行制定新制以后，有寿羽儿一人犯杀寿慧罪，刘磊渴等八人犯偷马仗家口渡江北上罪，依法测之，到了结束的时间也未招供；刘道朔犯了七七改服辱亲罪，依法测定，前后二日才招供；陈法满犯受派遣而藏物、阿曲法律接受贿钱罪，没等上测刑便招供了。

    周弘正对此评论说：“凡是各种各样的案件，必当以情理论之，审判官员应当依辞、色、气、耳、目五听之法来审案，验证其虚实，岂能全靠拷打来断案？况且审问犯人乃是因时而行，本非古制，近代以来，方有此法。起自申时，终于二更，岂是常人所能忍受？所以囚犯在重刑之下，长久地处在危惧之中，没有人不服罪的，而且被诬陷冤枉者居多。早晚二次，以同等刻数，时间相同，交替而审问，应该是比较恰当的。如果说比先前之时间略有缩短，以致犯实罪之人不肯招认，如再将时间延长，难道就没有妄乱之招供了吗？况且人的忍受能力，既然有强有弱，各人之立志，本来也是多种多样。至于有贯高（汉高祖七年，有人告发赵王谋反，刘邦便把赵王及其丞相贯高一同逮捕，审问时帮掠数千，贯高坚不改口，刘邦对贯高的忠贞很赞赏，就赦免了赵王）受榜、笞、刺等诸刑而体无完肤，戴就（东汉时，戴就在会稽郡作仓曹掾，扬州刺史欧阳参弹劾太守成公浮犯有贪污罪，派部员薛安检查仓库账簿，企图寻找成公浮的罪证，薛安逮捕戴就，严刑拷打，把烧红的针刺到其指甲里，戴就大义凛然，薛安被戴就的气节感动，就撤销了原案）的双手所受熏针之刑均用至极点，仍是矢志不移。这样的案例，岂是关涉审问时间之长短、测立审问手段之优劣的问题吗？”他认为：“与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，罪疑惟轻，古圣垂法。”应该依照范泉所定之制，于事方为允当。

    舍人盛权议曰：“比部范泉之新制，尚书周弘正明确之意见，均合于《虞书》有疑之罪惟从其轻的意旨，也合于《殷颂》区别对待以治陈书其罪的做法。经查自廷尉监沈仲由等列出新制以后，计有案件十一人次，其所测共十人，招供者只有一人。我认为犯罪之囚犯，审判官应明加辨析，穷根究底地考查其事理。如罪行有可疑之处，自然应开审加以评判，以能够不滥用测刑为幸；如果罪行确有实证，便可开审给以测立；这样就能使屈直分判，用刑与宽宥有法可依。范泉现今上书陈述《汉律》，说是‘死罪与削除名籍，罪证明白无误，拷掠已至极点，仍然抵赖隐瞒不肯服罪者，判断时应列上这一笔’。杜预注云‘处当，证验明白之状，列入其抵赖隐瞒之意’。我认为旧制苛刻严酷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招供，新制宽松和缓，十个倒有九个不招供，将两种文律加以汇总比较，宽与猛差异实在太大，判决时列上一笔，这一点迄今未见改革。我认为应于典章法规中，再详述‘处当列上’之文。”

    沈洙议曰：“夜间审问计算时间工具，缓与急、快与慢容易作假，再加上用白天的计时工具，使用起来要合理一些。我希望陛下废除深夜计算时间的工具，采用白天的计时工具，小心考察古今审案的不同做法，参考夜测和昼漏的特点，抛弃秋冬两季审问时间短的做法，保留夏天审问时间长这样的做法，不论冬天还是夏天，都应该按照夏至这天时间，把早晨和晚上审问时间，各自分十七刻。和古代计时相比，那么白天的时间比从前多四刻，但是用今天的计时工具，那么冬至的时间比从前多了五刻。虽然冬至时间短，几刻就到了晚上，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季节白天短，所以审案、办案才不会拖延。这样罪犯也不会因为时间短而坚持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囚犯也不会因为是在晚上审问就诬陷别人，所以还是应该按照范泉以前制定的律令执行。”

    左丞宗元饶也赞同沈洙之议，指出，“窃寻沈议，非顿异范，正是欲使四时均其刻数，兼斟酌其佳，以会优剧”，并“牒请写还删定曹详议改前制”。

    当时担任录尚书事并主持讨论的陈宣帝认为：“沈长史议得中。”并根据沈洙的意见对“测立之制”进行改革，完善了该制度。

（二）

    在朝堂之上对审问囚犯所用时间进行议论，体现了古人以仁为本的精神。孔子认为，仁是人自身的本质规定,表现为“仁者人也”和“仁者爱人”两个方面。以仁为本就是用“仁性”定义“人性”,人性与物性有相同的一面,但是这不能定义人的尊严,也不能支撑人为万物之灵的圣神性。只有用“仁”定义“人”，人才能够称其为社会之人、道德之人和政治之人。

    《史记·滑稽传》记载，“安仁者，性善者也，利仁者，力行者也。”对测囚时刻的修改，体现了刑狱测囚从轻、从宽的原则，测囚时刻的改革就是将儒家的“忠恕之道”、“仁义中庸之道”体现在测囚的实际操作之中。不仅如此，在治国理政方面，孔子在《论语·里仁》说：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”测囚改革也是高尚的执政者施行仁德之举。

    对于朝议测囚时刻的不同观点，不论是赞同的，还是反对的，都具有执法守正的精神，都有各自的道理。守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。子曰：“政者，正也；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他认为从政当以守正为要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礼书》中讲：“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，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。”强调要恪守正道。

    “正”者，大道也。既包含道德操守，又包含客观规律，还包含正确理论。按照古代的狱讼制度审案，可能会因为审理的时间过长，容易造成冤假错案。刑讯与“五听”常被视为得“情实”的两种对立手段。通过“五听”的情态观察，来判定“情实”的真伪。而刑讯却是以折磨、拷问的方式，通过制造肉体或精神的极度痛苦而强力逼迫出“情实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测囚时刻的争辩即是对刑讯手段的限制，而本身即是仁爱、德性的一种体现。

    古时候，刑讯常常使受讯供者陷入进退维谷之地：或者承认犯罪，接受惩罚；或者在屈受刑讯后，被宣告无罪释放。但不管哪一种情形，都会使获得“情实”的目标更难实现。这个问题早已被历代立法者所察觉，因此，历代法律都曾对刑讯手段采取了一些限制，以尽量避免造成屈打成招的恶果。

    而今，我们的法官作为公平正义的化身，汇司法观念宗旨于心，聚国家审判权于手，集民众殷殷期盼于身，必须以仁义为本，以守正为要。尤其是在当前司法公信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的现实环境下，法官要时刻保持“仁义”之心，言守正、行守正、心守正，强化服务之心，彰显司法之美，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

    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）